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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1-20
科普能夠改變文化?中正陳瑞麟破解科普書籍暢銷秘訣

[人文‧島嶼]

窩在小房間操作儀器,蒐集數據加以分析,檢驗前人提出的理論,埋頭寫出一篇篇論文,發表在學術期刊或研討會──這是科學家職業生涯的局部側寫,也是科學知識的製造過程。科學與科技早已滲透現代人日常中每個環節,但科學家現實中的工作流程,卻距離一般人的生活極其遙遠。「科學」如何被世人認識與理解?臺灣又曾出現怎樣的「科學普及」熱潮和轉向?這是中正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陳瑞麟關心的議題。

不同媒介中的科學,往往以不一樣的面貌現身:教科書裡的科學,是枯燥死板的系統知識;新聞媒體上的科學,是具奇蹟功效的現代魔法,都不能有效地把科學傳達給給大眾。七○年代,臺灣出現第一波科學普及熱,《新科學文庫》、《科學月刊》、《牛頓雜誌》等在一種「科學報國」的使命感之下,企圖把臺灣社會帶入「科學化的現代世界」中。

20年後,九○年代由天下文化出版的「科學文化」書系標誌著臺灣科學普及史上的關鍵轉折。這套叢書既採取不同於傳統出版界的翻譯書籍出版模式,又運用別出心裁的語文傳播策略,將科學家的生命故事「傳奇化」,為科學與公眾之間的關係啟發了截然不同的想像,進而改寫「科普」一詞在臺灣的意義。陳瑞麟點出,「科學文化」書系所描繪的科學,是一樁值得新生代投入的人生志業,甚至是一種引領時代精神的文化內蘊。

風靡全臺書市的「科學文化」書系

你聽過這些書名嗎:《別鬧了,費曼先生:科學頑童的故事》、《混沌:不測風雲的背後》、《柏拉圖的天空:近代科學大師群像》?它們都是「科學文化」書系的成員,當年在臺灣掀起一股科普旋風,尤其是1993年出版的《別鬧了,費曼先生》印量突破二十萬本,直到2018年仍有再版。「對我這個世代的人來說,講到科普,就會聯想到『科學文化』書系。」陳瑞麟說道。

科學文化書系的能見度及其對臺灣科學普及的貢獻,從亮眼的銷售數字可見一斑,但陳瑞麟發現,從未有人探究這套書系的成功背後,有哪些脈絡與因素作用。

他首先由媒介因素切入分析。

書籍作為一種科普媒介

陳瑞麟指出,一直以來在臺灣進行科普工作的主要媒介是「雜誌」。短篇幅、定期出刊的形式,讓《科學月刊》、《牛頓雜誌》、《科學人》等科普雜誌能夠即時、有效率地傳播科學新知與科學時事,但內容也容易變得片段化。相對而言,科普書籍的角色與功能則是深入特定主題,為讀者提供完整的來龍去脈。

「科普雜誌可以馬上告訴你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做了什麼研究,或哪個國家科學研究上的最新突破。」陳瑞麟說,「但書籍會告訴你科學知識的歷史發展,在某個意義上就是科學史的書寫,也是科學家個人的生命史。」

科普書籍,讓科學文字多出一層歷史與生命的厚度。「科學文化」書系正是善用這項優勢,造就了臺灣科普翻譯書籍的出版奇蹟。

科普如何成為傳奇?科學文化書系的「傳奇化」策略

科學文化書系的暢銷,是臺灣出版史的一次傳奇;陳瑞麟透過文本分析、訪談策劃人等途徑進一步分析該書系的企劃製作,發現出版傳奇的背後,恰巧是出版者有意識採用了一種不同於傳統科普書籍出版方針的「傳奇化」策略。

選書方向上,科學文化書系大多翻譯「傳記類」著作。《別鬧了,費曼先生》描寫物理學家理查‧費曼兼具聰慧天才與幽默叛逆的一生,《複雜:走在秩序與混沌邊緣》介紹混沌理論與複雜性科學的發展,《柏拉圖的天空:近代科學大師群像》細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歷代科學人才;不論是科學家的生平傳記、科學觀念的傳記、科學機構的傳記,都以生命敘事與情感起伏,取代平鋪直敘與邏輯命題的知識傳播模式。

書名翻譯的操作,是科學文化書系又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出版策略。陳瑞麟發現,九○年代以前的科普書名相對樸實,例如《地球的年齡》、《黑洞趣談》、《巴斯德傳記》,直到科學文化書系開始大量運用副標題、直接改變主標題等技術,第一時間抓住讀者的目光,引起人們翻開書頁的興趣。

陳瑞麟以愛因坦傳記為例,《Einstein: A Life (1879-1930)》、《Einstein: A Life (1931-1955)》這兩部原文書名頗為平實的套書,在譯者妙筆下翻譯成《愛因斯坦(上):千山獨行,擘創宇宙大業》、《愛因斯坦(下):沾惹塵緣,萬丈光芒也彎折》;又或者描寫輻射技術實驗室傳記的《The Inven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》被翻譯為《雷達英雄傳》,加上副標題「輻射八方改造世界」,把「人」與「科技物」的關係生動地交織成一則傳奇故事。

此外,書系策劃人林和、牟中原、李國偉、周成功等人秉持推廣科學文化的理念,親自為書籍撰寫導讀。不同於過去科普書籍以「傳播科學知識」為己任,帶有濃厚的說教意味,科學文化書系的導讀文字藉由深入淺出的優美文筆,邀請讀者踏入宏偉的知識殿堂。

潛藏於科學活動的文化底蘊

科學文化書系不僅想要推廣科學工作的產品──科學知識,他們更遠大的目標,是孕育一個擁有科學文化的臺灣社會。然而,什麼是「科學文化」呢?

陳瑞麟點出,早期隱約存在一種寫作的二分法,認為科學寫作要客觀忠實,文學寫作要傳遞情感,兩者不相混淆;尤其科學寫作不該放入情感。「可是科學文化書系完全不是如此。這些科學英雄的傳奇故事在在反映著人性,告訴你科學家其實也是人。」

也因此,科學工作並非獨立於文化的活動,而蘊藏有獨特的文化內涵。「最暢銷的《你管別人怎麼想:科學奇才費曼博士》就在傳達一種反叛傳統、追根究底的求真態度,這就是一個科學家的精神──廣泛探索,解開束縛,勇敢質疑,挑戰權威。」陳瑞麟說。

科學與文化不相分離,而是互為啟發。但陳瑞麟特別強調,所謂的科學文化不是「科學獨斷」或「科學權威」的文化,只要掛上科學家的名號就等於絕對權威。「我們希望所有公民都能運用科學數據、科學觀念來做判斷。如果結論一致最好,但如果結論不一致,要去討論哪個環節出了問題:是研究工具、方法、數據計算、還是推論背後的假設錯誤,甚至摻雜了政治意識型態的因素?這些面向都要容許討論,才是一個真正良性的科學文化。」他說。

當科學被寫成一部詩意縱橫的傳奇史詩

西方的科學傳播研究者認為「科學普及」一詞預設了社會大眾對科學無知,所以需要由專家單向供應、將科學知識擴散到社會,這一幅單向傳播的圖像,理論上稱為「擴散與欠缺模式」,陳瑞麟主張,科學文化書系的出現正挑戰了這個模式。

「它不再只是提供科學新知,而是著重科學研究過程中驕傲又令人興奮的地方,可是也有沮喪、失敗的時刻;它要傳播的是一整套屬於科學內部的故事。」在科學文化書系中,科學工作並非不近人情的純理性活動,而是具有人性溫度的一趟趟冒險旅程。傳奇科學家在人生旅程上遭遇的難題、挑戰、挫敗,親友的支持,靈光乍現的時刻,都能與凡人讀者的生命有所共鳴。

換言之,該書系並不預設大眾欠缺科學知識,而是透過結合科學知識與人物傳記,試圖引起人們閱讀、理解科學領域的興趣。這也是讓科學精神滲透到臺灣社會文化肌理的一次嘗試。

科普為何?為何科普?

「科普與欠缺模型的連結不是必然的。臺灣目前仍然使用科普這個詞,卻已經賦予完全不同的意涵。」陳瑞麟說,「如果重新為科普下定義,我們應該普及於公眾的,並不只是科學知識,還有科學文化:也就是願意在民主框架下討論涉及科學的公共議題,願意去科學地瞭解世界的根本,願意去推敲科學觀念之間的關聯,甚至探究背後的哲學思維。」

科普存在的意義不該只是將科學知識簡化之後打包、發送,而是為社會大眾介紹另一種理解世界的角度,以及總有那麼一群人致力於求知的熱忱。科普的重要之處,並不在於科學本身具有優越性,而可能更單純,是對於一門專業技藝的尊敬,以及不同領域間跨越邊界、嘗試對話與理解彼此的價值。「如今科普工作雖然不再預設無知的大眾」陳瑞麟說,「但是,換個角度看,現在就算一個人在某方面高度專業,對另一個專業來說,他仍然算是無知的大眾。」因此,仍然有賴「科普」在科學專家和非專業的大眾之間架起一座橋樑。

陳瑞麟將科普文本巧妙比喻為「流動在專家與民眾之間的文字」,文字的流動正代表觀點的融匯與互補。他以最新一期(2020年11月號,611期)《科學月刊》為例,封面標題是「美豬萊了」,邀請動物科學家在社會議題上發言,其餘內容也跨及生物學哲學、科學哲學與科學的對話,這些都是讓其他領域的觀點持續注入科學的「科普」。對陳瑞麟來說,這也是臺灣社會邁向科學文化的理想方向。

新聞日期  /  2021-01-20
新聞出處  /  人文‧島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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